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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一代枭雄西归去
第二章 身世之谜
第三章 走出溪口
第四章“昂昂千里之资”
第五章“英雄”气短
第六章 狰狞初露
第七章 权与钱的最佳结合
第八章 中原逐鹿
第九章“经儿可教”
第十章友情、亲情和“手足情”
第十一章“攘外必先安内”
第十二章 抗日‘统帅”
第十四章 王朝末路
第十五章 偏安东南一隅
前言
蒋氏家族全传
内容简介
众所周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及其家族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一度左右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本书作者既遵循历史已有定论的前提下，广泛采用目前允许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翔实材料，从实录角度对蒋氏父子及其家族的最初发展直至最后衰亡，做了堪称全面、客观的描述；并力求通过对书中人物的个性、情感、家庭以及命运遭际的生动描写，全景式地再现了整个蒋氏家族的荣震兴衰过程。著者文笔流畅，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和忧患感。
本书将蒋氏家族的成员一一加以真实描写，是至今为止，最全面、最真实、最系统的一本收藏书。
蒋氏家族全传
第一章 一代枭雄西归去
1．岭山弯道上的意外车祸
1974年，蒋介石已届87岁高龄，生命的钟摆在这个老态龙钟的独裁者身上已经无可逆转地显现了衰微之态。这位一生行伍、曾经雄心勃勃天下的老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他脸庞消瘦、须发皆白，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行动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他的右手，已经严重萎缩，甚至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生不服输、不肯低头的老人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集中了全台北所有一流医疗专家的荣民总医院对蒋介石的病也是一筹莫展。虽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消除外界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种种猜疑，强撑病体，先后4次公开露面。但是，无论是医疗手段还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都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扭转蒋介石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了。
公允地说，如果不是几年前那场意外的车祸，将介石的身体状况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恶化。
事情要追溯到1969年7月。对于台北市民来说，这是个游热难耐的月份；对于蜗居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来说，这是个政治上出现“地震”的不祥的月份；而对于蒋介石来说，1969年的7月可说是一个极不安分、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月份；更可以说，这个不祥的7月是蒋介石生命中无数个重大转折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
按照蒋介石既往的生活习惯，每年7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这一对老夫妇都要从他们在台北的士林官邸迁移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蒋公夫妇出行，是台北军界和警方的一件“通天大事”。为了确保安全，以蒋介石夫妇确定迁至阳明山的那天清晨起，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宪兵。这条“仰德大道”是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修建的，其路况和公路等级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当然，因为要上山，公路是依陡峭的山势修成的，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尽管路况极佳，尽管保安警卫措施严密，一场意外的车祸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丽日晴阳、热风扑面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疾驶出士林宫邪，风驰电掣般驶上仰德大道。当车队高速经过岭山附近的一个弯道时，前卫导车的司机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路边，那是班车的一个中途站，正有人上车、下车。因为是弯道，前卫导车的司机不可能看清这部班车的后方是否还有来车。而且以这位司车的习惯来讲，他开的是“总统”前卫导车，永远畅通无阻，永远没有被阻塞、被勒停的可能。在他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礼让”的概念，也无须“预见”突然出现的复杂路况。一句话，这是一个骄横惯了的司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个十分低能的司机。因为与一般的司机相比较，他所缺少的正是应付紧急情况和处理复杂路况的能力。于是，前导车在这样一位司机的驾驶下，没有减速，照直冲了过去。
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一部吉普车突然从公路局班车的后面拐出，并全速超车，飞一般向山下，直对着前导车冲了下来。很显然，驾驶这部吉普车准备回城度假的陆军军官也没发现“总统”的车队。为了避免撞车，前导车的司机本能地实施紧急刹车，把刹车闸一脚踩到了底，轿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虽然猛烈前冲，发出刺耳的尖啸，可是毕竟停下了。如果说前导车的司机骄横成习，没有“礼让”与“预见”的思维习惯的话，那么蒋介石座车的司机就还得加一个“更”字。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为蒋介石开车的司机是否还知道刹车装置在什么地方！关键时刻，“总统”座车毫无反应，猛地撞在了前导车的后尾部。万幸的是，紧随在“总统”座车后面的“随车”司机平时专门演练的就是刹车技术，这一回总算派上了用场，及时将车刹住，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总统”座车横遭“围追堵截”，将介石夫妇当场殒命也是有可能的。
这场飞来横祸当然也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在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仍保持着“大总统”一以贯之的坐姿，且手中还握着那根既显示身份又具有实用价值的拐杖。撞车后，他的身体猛然前冲，在泞不及防的情况下，整个身体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双层玻璃隔板上。这一猛烈无比的撞击，使蒋介石的胸部严重受伤，连阴囊都被撞肿了起来，满口的假牙也从口中疾飞而出。当其时，夫人宋美龄正坐在蒋介石的左侧，车祸发生时，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当即发出痛苦而又凄厉的尖叫。
对于现场的军警宪兵们来说，这不啻一场塌天大祸。当时，撞车现场一片混乱，保安人员立即将蒋介石夫妇从车里抬出来，急送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伤势，蒋介石的胸部所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事后证明，这是导致蒋介石日后身体健康迅速恶化的致命伤。
从此以后，一向还算健朗的蒋介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上的疾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而且严重，甚至出现过心跳骤停的危险场面。
2．生命意义上的蒋介石
说蒋介石的身体“一向还算健朗”，并非虚言。就实际情况而论，蒋介石除了幼年时代一度赢弱多病，中年时期（49岁）因“西安事变”摔伤了腰之外，他的身体基本上是健康的。蒋介石不吸烟、不饮酒，信奉基督教，又是军人出身，在身体的保养方面是有一套办法的，晚年尤其如此。
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走入穷途末路，被迫逃往台湾之时，已是62岁的老人了。到台湾后，他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宫郏这里，以士林官邸为中心，包括阳明山和“太子”蒋经国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郫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为一体的要塞之处。这里部署了最忠诚且最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拥有快速反应作战能力的宪兵营。蒋介石的晚年，始终未曾离开过这一地区。他在这里苦心经营着他的“中华民国”，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做着他的“反攻大陆”的白日梦；除了政治和军事的苦心孤诣痴人说梦之外，已届老龄的蒋介石开始将手中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太子”蒋经国及其麾下的“太子党”--所谓“党国新人”手上，他自己则深居简出，在士林官邸里颐养天年。
晚年的蒋介石，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正常轨道，抛开他的顽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信仰不计，从生命的意义上加以考量，蒋介石已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了。
每当晨曦初露，人们还在梦乡之中的时候，蒋介石便已悄悄起床了。多年的军人生涯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即醒即起床。年轻时，他起床的方式是一跃下地，立即穿上衣服，盥洗、晨课，快捷麻利。进入晚年以后，动作迟缓了，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敏捷地一跳下床了，实际上，自从1936年冬季，他在“西安事变”中摔伤了腰部之后，就再也不能以一个标准军人的方式起床了。不过，即醒即起的习惯是改变不了的，他没有恋床的毛玻天色还没有放亮，室内一片昏黑。朦朦胧胧中，蒋介石打亮一支笔式手电筒，轻手轻脚、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摸索着向盥洗室走去。这样做，也是他的起居习惯之一，他是为了避免弄出声响，惊醒还在梦乡中的夫人宋美龄。
盥洗毕，按照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蒋介石必须要喝两杯白开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吸烟，不饮酒，连各种饮料也极少沾一口，平时只喜欢喝白开水。两杯白开水的温度是非常讲究的，一杯是五六十度的温开水，另一杯则是近100度的滚烫滚烫的开水。他喜欢将这样的两杯水进行反复的相互调节倒换，轻啜慢饮，他绝对不喝凉开水。此后，蒋介石便进行晨练和唱圣诗活动。这也是固定的节目，从无更改的。他的晨练的主要内容是做柔体体操。人到老龄，身体的各个关节已远不如年轻时的灵活柔韧，骨老筋硬的蒋介石却一如既往，坚持做完那一套持之已久的柔体体操，以一个老年人所能付出的全部力量，尽力把这套体操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完美、标准。做罢体操，稍事喘息，蒋介石又开始唱圣诗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也是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课。在唱圣诗唱到“天父”或“圣哉、圣哉”时，蒋介石会自动脱帽，向东方行礼。关于蒋介石信奉基督、勤于行礼的习惯，世人所知不多，但长年随侍在他身边的一些侍从人员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们对此是司空见惯、乃至习焉不察的。1978年2月21日，台湾《近代中国》季刊社为纪念蒋介石辞世三周年而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先后担任过蒋介石侍从的军政界官员和有机会经常接近蒋介石的党政军高级首脑人物。座谈会上，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秦孝仪曾有如下描述：追随蒋公多年，而这一长段日子中，有一个感人的情景，是最使秦主任委员感动和难忘的。“这是蒋公每天必定实行的一项习惯，他的书房中，陈列了三幅像，一是王太夫人，一是国父，一是耶稣。他每天走入书房，或是由外面归来，必定对三幅像分别行注目礼，同时口中念念有词，那情景是令人感动的。而领袖口中默祷的语句，一直也没有人晓得。
又说：
蒋公有一项一直没有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每天早上静坐之后，必定念几首赞美诗，念的时候，就在起居室中走来走去，诗中提到“天父”时，蒋公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深一鞠躬。
每日晨练和唱圣诗结束之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里静坐祈祷。因为年事已高，腰腿怕寒气袭扰，所以坐下来后，蒋介石总是先用一条毛毯把自己的双腿盖好，然后开始按摩双眼，同时用特制的眼药水滴入眼睛，闭目静坐大约40分钟左右。这一切做完之后，天光放亮，蒋介石便开始记日记，并阅览当日的早报。
蒋介石年轻时即入军官学校，后又到日本学习军事，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习性。例如早睡、早起，不惯于熬夜，而喜欢在白天活动。他的所有日程安排都是在白天进行，晚上和夜间是从来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一日之际在于晨”，是蒋介石笃信不移的格言。按照他的生物钟运行情况，每天早晨是他一天之中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因此，他通常是利用上午的时间来做他必须要做的事。
每天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完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开始进早餐了。他的早餐食谱很简单，但食品的制作是相当精致的。他喜欢吃小点心，喜欢喝鸡汤。除此之外，他对食物并不挑挑拣拣。当然，出于饮食习惯，蒋介石对特制的腌盐笋和芝麻酱有着长久的浓厚的兴趣，与其说是他特别喜欢吃，不如说是他尤其喜欢这两种风味食品能经常地出现在他的餐桌上，以便他能看到它们。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家乡浙江奉化的小菜。士林官邸蒋介石的食谱并不豪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单、随意，这反而成了士林官邸饮食上的一大特色。
蒋介石的中餐和晚餐一般是五个菜，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卫生、营养、风味三者兼顾，精是十分的精了，但说不上昂贵。而且，与夫人宋美龄格格不入的是，蒋介石一直对夫人所喜爱的西餐食谱不感兴趣，终其几十年的夫妻生涯，这是他们未能达成“统一”的习性之一。
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在生活习性上逐渐走向平和、淡泊，越来越像一个平民化的普普通通的老头儿。这一点，从他的许多生活小事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1984年11月5日的台湾《民主政治》第二期上，曾载有龙布衣的一篇题为《蒋介石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可是，老先生有时也显现他俭约的一面。来台后，他在世之时，苹果一直是台湾最昂贵的舶来水果；官邸客厅里常有水果一盘，最常备的，就是苹果。这些苹果固然有时是采买人员自市上采买而来者，但绝大部分是蒋家亲戚、元老旧部们到官邱探谒时，所带去的“心意”。有一次，蒋邸亲戚的几个小孩到官邸作客，老先生拿出苹果分给小孩，其中一个小孩说：“哇！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当时一斤猪肉不过二十元左右，一担蓬莱米不到一百元，这是老先生知道的价格；当他听到了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就找官邸的采买来问：“苹果一个等于三四十斤大米，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水果？”采买回答，绝大部分是来客送的，自已买的一年不到一两次；因为苹果比较不易腐烂变质，所以在没有人送的时候，也买苹果。老先生听了，才没有话说。以后，官邸的人员，曾发现老先生不止一次在点苹果的数字。有一次，点过觉得不对，他就问：“苹果一个三十块，是谁吃了这么多个？”侍从官说是“几个华兴育幼院的孩子给夫人送母亲节的手工品来，夫人叫拿去给孩子们吃。”
老先生才“嗯”一声，没有追究下去。
在大陆统治期间的蒋介石，一直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作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作为旧中国的首富之家，蒋介石在生活上的巨大开支究竟是多少？一向是无人知晓。也未见披露的。到台湾后，蒋介石以“总统”之尊，生活在士林宫邸，他的日常生活开支也是不必自掏腰包的。而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却突然节俭起来，这也许是他步人老龄、逐渐恢复普通老年人生活习性的一个标志。
在政治上，蒋介石始终是个顽固不化地坚持其反动立场的代表人物。但从生命的意义上说，蒋介石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典型的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洗礼的中国人。持重、节俭这种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在晚年蒋介石的身上得以复苏和回归，不也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作用吗？
3．巨枭西去
1974年11月23日，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的高级病房搬回了士林官邸，在家里继续接受“总统”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的治疗。在士林官邸，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起度过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和元旦。
1975年3月，蒋夫人宋美龄不顾“总统”医疗小组专家们的反对，听从了友人的建议，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医生，专为蒋介石看玻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医师在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有关检验报告后，提出了一个建议：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以便直接导出积存在蒋介石肺脏中的脓液以缓解病情。按理，这确是“釜底抽薪”的良方，比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扬汤止沸”式的保守疗法积极得多，也大胆得多。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医疗小组主任王师模的坚决反对。王师授的理由十分简单“蒋介石已届88岁，照临床经验，这种年龄的老人根本承受不住任何大型手术。何况是蒋介石这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旦手术中发出并发症，那是谁也不敢负责的。
然而，美国医师不考虑这些，尤其是美国佬心目中只有病人和病情，并没有病家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的顾虑。因此，美国医师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退让。
蒋夫人宋美龄此时又出面做主了。在听取了双方各抒己见的报告之后，宋美龄果断地做了决定：听从美国医师的建议，同意对蒋介石实施“肺脏穿刺手术”。宋美龄的头脑是清醒的，她知道孰轻孰重、孰利孰害。她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宋美龄决心已下，她要把挽救蒋介石生命的最后赌注押在美国医师的身上。
手术如期进行，而且十分成功。美国医师通过这次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大约一碗脓水。
手术虽然圆满成功了，但蒋介石毕竟年老体衰，勉强承受了一次大手术后元气大伤，手术的后遗症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体温由37骤然升高至41，“总统”医疗小组的全体成员一时慌作一团，气氛极度紧张。
虽然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但蒋介石的体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不断的高烧和小便大量出血，是这次背穿刺手术遗留下来的严重后遗症。更使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紧张的还远不止这些后遗症，而是蒋介石心脏骤然停止跳动的发出频率不但愈来愈频繁，而且出现心脏骤停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
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上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像往常一样，一大早便从他所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郾赶到荣民总医院看望病势垂危的父亲。下午，蒋介石的情绪烦躁不宁，晚上8点55分，他遵医嘱服用了一些维他命丸，逐渐进入睡眠状态。突然，病榻一侧的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在场的医务人员立即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在一个灯枯油尽的垂老生命躯壳面前回天无力。一个曾经活跃于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曾经改变并几乎彻底改变20世纪中国人民命运的铁腕巨枭，一个代表了20世纪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最高利益的大独裁者，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巨枭的灵魂乘风西去。然而，蒋介石这个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号“反派”角色留给历史老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历史的镜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20世纪的中国，都无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蒋介石。
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宛似一把巨大的刻刀，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版图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醒目的疤痕；蒋介石本人又恰似一支巨大的彩笔，把那一道道醒目的疤痕装点得浓墨重彩，尤其令后人触目难忘。
让我们回过头来，把蒋介石生命轨迹中留下的每一笔“杰作”都重温一遍，把千秋功罪来一个彻底的展览吧。
第二章 身世之谜
1．纯属讹传的“郑三发子”或“拖油瓶”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凡是领袖群伦、创下经天纬地之业的人物，其身世、家族、籍贯等项无一不是明明白白地为世人所知晓。因为他们是“伟人”，既使罪恶昭彰，并不“伟大”，至少也是“大人物”，是青史留名的——无论是美名抑或恶名。举凡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父母乃至更上一代祖先的情况，都是后代史家考据研究的兴趣所在，那是想隐瞒也隐瞒不成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统治中国大陆达20余年，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表演”了近半个世纪的蒋介石，其身世居然至今众说纷坛，这实在是一大奇观！
如今刊行于世的有关蒋介石的传记文字浩如烟海，海峡两岸的史学家、政治家，包括许多曾经随侍蒋介石多年、对许多事件有过亲身经历的世纪老人，他们言及历中重大事件、言及蒋介石政治手腕的毒辣时都能“保持一致”，都可以据实以言。
却惟独在谈到蒋介石本人的身世时莫衷一是，各说各的理。而且，每一种说法都貌似真实却又经不起推敲。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催一原因就只有一条：蒋介石这个人“不够伟大”（此语系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立法院”秘书长吴尚鹰所言，语见吴尚鹰所著《谈蒋介石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世隐晦而不敢实言。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世人对这个“大人物”的身世家族仍有诸多说法。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隐晦不言”自己的身世，主要是因为他的生母王采玉是孀居后再嫁的。公允地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侍母极孝的，他深爱自己的母亲，不愿披露母亲曾经再嫁的真实经历。正是由于这一可以理解的原因，才出现了迄今流传于世的有关蒋介石身世的种种传闻。
传闻中，最广泛也是最能使人深信不疑的是“郑三发子”说。此说源于唐人（严庆澎）所著《金陵春梦》。这是一部旨在揭发蒋介石真面目的大书。唐人为写这部书，广征博引，用力至勤，其立言有根有据，活龙活现，一时被世人疑为正史。
唐人的子女们也说：“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植，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有如此丰富的史料为据，唐人遂以小说笔法对蒋介石的身世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描述，且指说蒋介石并不姓蒋，而是姓郑，说蒋介石的祖籍并非浙江奉化，而是河南许州（今许昌）繁城镇后郑庄。
按照唐人的说法，蒋介石的生父姓郑，共有兄弟三人，蒋排行第三，故名“郑三发子”。他的母亲早年带着他嫁给浙江奉化人蒋肇聪，“郑三发子”遂改姓更名为蒋中正。据说这“中正”还隐含“宋郑”或“中州郑家”之意。这种说法曾经风靡一时，而且，事实上也确曾有过一位名叫郑绍发的老农、祖籍河南许州繁城镇后郑庄，此人曾在40年代辗转来到陪都重庄，自称是“郑三发子”——蒋委员长的大哥，前来兄弟相认。关于这一史实，沈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曾有叙述：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家乡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嫁到蒋家当“施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上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刻叫戴笠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不违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丝厂，不准外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个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沈醉先生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当是确凿无疑的。但既使如此，也还不能证明唐人所说的是事实或史实。综观沈醉先生的描述，只能说明当时确曾有一个叫郑绍发的人称是蒋介石的大哥，而且此人长得与蒋介石极为相像。但郑绍发是否确系蒋介石的大哥，就再也无从考据了——天下人相貌相似的巧事很多，当初的“蒋委员长”名扬天下，则难免有人以相貌酷肖之利而行“冒称领袖兄长”之事，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蒋介石系“拖油瓶”，从理论上讲倒有几分令人相信，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使蒋介石本人对自己身世的这一部分一直讳莫如深的作法容易被理解。这也是蒋介石个人经历的一个悲剧，也许正是这种身世经历，导致了蒋介石其后政治生涯中的“异秉”。孟绝子在《蒋介石的爹》中说：蒋介石小时候逃荒讨饭的贫贱境况，像朱元璋，“拖油瓶”的境况，像秦始皇。贫贱而又兼“拖油瓶”在蒋介石内心中所织成的情结，则远比朱元璋或秦始皇严重，因此反弹出来的力量也比较大。蒋介石一生，紧抓绝对权力的心理比秦始皇朱元璋强烈，杀人的毅力比二人坚强，爱好“神圣”、“伟大”、“民族救星”……等尊号的心情比二人热烈，把政权交给儿子的意志比二人坚定。
这种心理分析，倒可成为一家之言，然而也绝对不可采信。
关于《金陵春梦》所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史料根据不足，殊不可信。蒋介石的身世之所以给后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对生母王太夫人曾经再嫁的事实讳莫如深，瞒得太紧。比如，在蒋介石的多次自叙中，都只承认他的生母是“年二十三来归吾先父肃庵公”，而按照当时浙东乡间的民俗，女孩子一般是十六岁左右就要出嫁，王太夫人直到二十三岁才嫁给蒋肃庵，则多半不是初嫁。另据张明镐先生所著《蒋介石在溪口》考订，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炬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寡妇王采玉经其堂兄王贤栋（当时在蒋介石父亲的店铺里当帐房先生）介绍，才嫁给了新丧妻的蒋肃庵。又据杨树标先生说，王采玉初嫁是嫁给了溪口曹家田一户姓俞的，俞氏36岁时去世；石友三《关于蒋氏宗族》中则又考订王采玉“早适曹家田竺某为妻……”由上述考证可知，王采玉“先适”俞家也好，初嫁竺姓也罢，总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采玉家是师县人，无论初嫁是俞家还是竺家，反正嫁的是曹家田，而不是河南郑家。因此，“郑三发子”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讹传。
2．蒋氏先祖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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